——古书上有一句话：修辞立其诚。这句话，我倒老是记在心里。
把修辞和诚意联系起来，我觉得这是古人深思熟虑，得出来的独到见解。
通常，一谈到修辞，就是合乎语法，语言简洁，漂亮，多变化等等，其实不得要领。修辞的目的，是为了立诚，诚立然后辞修。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。
语言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以及表现在文字上，如果是真诚感情的流露，不用修辞，就能有感人的力量。
“情见乎辞”，这就是言词已经传达了真诚的感情。
“振振有辞”，“念念有辞”，这就很难说了。其中不真诚的成分可能不少，听者也就不一定会受感动。（《芸斋琐谈·谈修辞》）
——我看到当代作家的一些文字或言论。有些人总想把话说得与众不同：把话说得充满哲理，以便别人看出：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的，只有天才作家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。
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样，每逢我看到拐弯抹角，装模作样的语言时，总感到很不舒服。……
古今中外，凡是真正的哲人，凡是伟大的文学家，他们的语言都是质朴的，简短的。道理都是日常的，浅近的。（《陋巷集·后记》《孙犁全集》第八卷253页）
（真实、真诚、本真，牵着情感，动着思索。凡见到花里胡哨的文章和书籍，先就生出反感，就不忍卒读，就扔到一边去。不管被人称为大师还是“二师”。——我注，下同。2011-3-24）
——小说开头用的语言，可以看出你（指铁凝）的立意是要创新，但是有伤自然，读着也绕口了。文字还是以流利自然为主。（《澹定集.芸斋书简》《孙犁全集》第六卷112页）
——文章之事，伤了自然，任你对仗怎样工整，用典如何巧妙，总是得不偿失的。（《如云集·读<</span>旧唐书>记》《孙犁全集》第九卷173页）
（“流利自然为主”，好像胡适也说过：事是怎样的就怎样说；话怎样说就怎样写。看似容易，其实很难。可能与中国自古以来，话与文就“双轨制”有关。书面语言与平常说话多不搭界。明清小品似乎拉近了与白话文的距离，但还不是白话。于是，“五四”将白话文作为革命也顺理成章了。我们看到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其实那语言，也非完全的白话，是鲁迅先生创出的一种白话（当然，既为日记，“文”一点是可以理解的）。可能与文言文的阴影有关。现在中国人的古文修养越来越差，至少不如台湾。但洋文的腔调竟日炽起来。没有人说“洋泾浜”这个词了，但汉英夹杂，长长的句子中的多重概念，注重现代诗性叙述等，也多起来了。找不到汉语表达方式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叙述语言，总不是个法子。像当今的作协最高头目，当年也“有伤自然”“绕口”起来。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。2011-3-24）
——语言是一种艺术，除去自然的素质，它还要求修辞。修辞立诚，其目的是使出于自然的语言，更能鲜明准确地表现真诚的情感。（《再谈通俗文学》《孙犁全集》第八卷150页）
——无论是“通俗文学”或是《正统文学》，语言都是第一要素。什么叫第一要素？就是说，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，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；语言还是衡量、探索作家气质、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，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！
（同上，151页）
——另外，有人主张：一个作家要有几幅笔墨。从我学习文学以来，就认为一个作家只能有一副笔墨，比如曹雪芹的笔墨，施耐庵的笔墨。如果都有几幅笔墨，还怎样去区别作家和作品？他们的作品，岂不成了追时髦、追风尚、百货杂陈的商店了吗？（《远道集.芸斋短简》《孙犁全集》第七卷160页）
（先生无乃过乎？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读到一篇评论作家陈建功的小说时，那位评论家曾说过，陈建功有“两把板斧”。一把就是那种平民化、调侃式的叙事风格，比如《京西有个骚跶子》；另一种就是那种较为诗性化的叙述，相对较“雅”的叙事语言，如《飘逝的花头巾》。两种叙事手法他运用得娴熟，如果不注明作者的话，你也许不会以为出自一人之手。这没什么不好，我以为。另外，笔墨风格，是人创出来的，它有着强烈的个性。但笔墨风格不能就此束缚人（也即作者），作者可以尝试各种笔墨。就如作家可以写各种文体的文章一样。倘无端地束缚自己，怕是“笔墨”还未形成，却没了自己了。曹雪芹、施耐庵，他们只有一部作品流传，故只能看到一种笔墨。倘多种作品传世，怕也未必一种笔墨。因此，我觉得笔墨问题上，实在也没有必要胶柱鼓瑟。
